星期一, 四月 16, 2012

方励之先生印象记


一闻牛粪诗百篇

前言:

这是一封二十五年前的私人通信,作者是我的好友。那时我们是大三学生,都是方励之先生的拥趸和崇拜者,但我与方先生从未谋过面,只能从他的文字中感受他的人格魅力和思想风采,因而非常羡慕这位好友能亲耳聍听先生的教诲,目睹先生的大科学家风范。那些年我们频繁地通信,交流传递来自科大的民主自由的思潮。86年末我最先从我好友的来信中了解到科大学生争民主的运动,曾经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后来,方先生因学潮落难去职,我们都异常悲愤,为了记录和缅怀那一段岁月,在我的要求下,我的好友写了这篇方先生的印象记随信寄给了我。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伴随着我浪迹四海。上周(4月6号)方励之先生溘然去世的消息传来,难抑心中伤悲就又把这封信找出来重读了几遍,文中青涩但不乏真情的描述不禁让我泪眼朦胧。我断断续续花了几天时间,把这封信打印出来,公开发表在网上以此纪念方励之先生和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风云岁月。

正文:
在科大风流人物中,方励之并不象温元凯那样“幸运”,记得我们在上高中时温元凯就如同刘晓庆等电影明星那样家喻户晓了。我们84级近代化学系就有人慕温元凯大名来的。 的确他那侃侃的谈话,伶俐的口齿在新生中颇有市场,尤其空谈“改革”“理想”等更比较投合新生心理。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温先生在大学生心目中的形象淡漠了,然而方先生却恰恰相反。我想我校近代物理系学生起初填志愿时不会想起科大还有一个方励之,而大都仅仅冲着CUSPEA来的吧?!

我也不知入学后什么时候才听说有个大名顶顶的方励之。很幸运我们入校之时恰是新的科大领导班子上任之日,《中国科大》校刊先后介绍了几位新校长,当时我对方先生和龚昇先生的学术比较有兴趣,尤其方先生的生活经历更使我产生一丝敬仰之情,其中有一句他夫人的话:“方励之始终保持着大学时的紧张状况。”几乎要成为我的“座右铭”。。。。。。

我第一次见到方先生可能是在纪念Einstein逝世30周年会上,我也记不清当时有几个人发言,总之那次给我唯一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方先生的讲话。他说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浑厚的男中音,说话底气足,不但吐字清楚,且个个字饱满有力。他从Einstein 26岁一个月连发三篇论文讲到广义现对论,讲到统一场论的新进展,从索尔威会议上的先后三次 “ 爱-玻 大战”,谈到量子论与侠义,广义相对论之间的协调问题等等。他讲的图像清晰,概念清楚,分析得也很精辟,尽管那时我还不完全听懂其中的道理,但直觉到这么新鲜的观点一定会激起我的求知欲 (事后也确有点应验)。打这之后我才真正认识了方先生,平时在校园内偶尔也碰到,只见他总是臂夹着公文包,迈着大步向前不停地走,从不东张西望,可能是在想问题吧!我想对于他一秒钟也都是非常宝贵的。

也就是在认识他的那年春天,霍金教授 ---研究黑洞而卓有成就的残疾天才,到我校讲学。第一讲是稍通俗一些的报告“Why does the time always go forwards?” 在水上讲演大厅举行,当时能容纳500-600人座位的大厅挤满了师生约有1000人,可能大都还是想看看那位残疾天才吧!报告一开始也不知是谁当翻译(不是直接翻译霍教授的话,而是翻译他的秘书转述的话,霍教授的话几乎无人听懂),他也许不懂天体物理专业词汇或许在如此伟人面前过于拘谨,几句一过就开始手忙脚乱,顶不住气了,尽管方先生在下面一再帮他解释。。。。。实在无奈,于是方先生从容地拿起话筒,镇定自若地翻译起来,依我看他当时翻译得是那样绘声绘色,以致于不注意还以为他自己在做一个生动的学术报告(至于霍教授,当时非常动人的表现至今历历在目,如有兴趣我另文再叙)。也就在这一年(85年)方先生荣获了国际引力论文一等奖,随后在校内又作了一次关于他的多连通宇宙结构模式方面的通俗报告,可惜我当时在做分析实验无法脱身,事后才打听到他的观点非常新颖,想象既大胆又丰富,真不愧为世界一流科学家。幸运的是在上学期最后一次课时,他又提到了他这方面的有关思想。

85年10月7号,我校联合合肥分院,安大等单位举办纪念Niels Bohr 100周年诞生大会,在会上钱临照老先生,还有安大一个姓张的同志分别作了报告,遗憾!几乎没什么收获。前者可能是口音听不懂,后者只会放空炮。最后一个发言的方先生又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除了讲了在纪念Einstein 会上的有关内容外,又讲了基本粒子的弦理论,真的有点玄乎其玄,还介绍了夸克禁闭和量子引力论的若干半定量“可怕”的结论 (这些等后面介绍他的有关思想时再谈)。

打这以后另一次很有影响的报告可能算是那学期在我校举行的全国首届BME(Biology Medical Engineering)会上方先生作的首席报告“生物生存的条件?”我一开始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去听讲的,本以为方先生是搞天体的,怎么能和生物联系上呢?后来的情况大出人们所料,他那渊博的学识,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显示出极高的智慧,博得与会者的喝彩,就连会议主席团的人都说叹为“听”止。

这之后方先生可能就去浙大,北大等地进行了他的政治观点演讲,随后自然是北京市委找他算账,中央若干要人,科学院党委等先后找他谈话,还劝其退党,由于未被说服致使他到美国讲学日程从一月份拖至三月份才被准许(听说是有若干老干部担保)。之后就有谣言说方先生与夫人这次一去不复返了。但不久我就从朋友那搞到秘密传阅方先生在国外与留学人员座谈的谈话内容,正是这篇文章才使我更加敬仰方先生的人格,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优秀炎黄子孙!心底无私天地宽,谁念幽寒坐呜呃?

8月份他带着新的信心和大量信息乘着东北信风回到龙的传人的故乡,唤醒久卧未醒的巨龙来了。听说回国后很快就回到了科大与暑假未回家的同学畅谈新的见闻,新的想法和新的信念。一个月后就是永远值得我们84级近物系,物理系和其他系部分同学纪念的一学期,这一学期由方先生教我们近代物理课,起初大家听到方先生要带我们课非常激动,激动之余难免有些担心,如此伟人一定日理万机,这样我们偌大的听课“胃口”如何满足?新学期的第一堂课就是近物课,那天我特地起了个大早,本以为一定可以不再象往常因去迟而受到座位虐待。可是大伙也许想到一处了,刚一进教室就发现能容纳200多人的教室已快满了。人们陆陆续续地到来,当预备铃响后,我抬头一看,嚯!200多座位的教室已座无虚席,而我们84级2系和4系总共只有130人。我们一边纷纷议论着,一边又在急切等待盼望已久的时刻的到来。上课铃响了,门开了,进来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我立即感到不妙,一定是方先生有事了。我当时心怦怦乱蹦,害怕地等待他的开口,我是多么不愿意由他来代课啊!他终于说话了,原来方先生去北京参加一个星期的会,同时他也很自量地说,他不是来代课的,缺的课由我们去看方先生的录像。真新鲜,还有点现代化教学的意味呢。事实上,除了二维与三维的不同,我看其他效果没什么两样。

一个星期过去了,星期一早晨方先生穿着短袖衬衣和米色裤,臂夹着个公文夹跨进了教室。他人显得很精神,一副大学者的气魄,锋芒毕露。可有一点也许我们大家都直觉到,仔细一琢磨才发觉原来方先生左右有较明显的不对称,除了右肩明显高于左肩外,左右面部表情并不对称,显然右部肌肉发达,嘴也偏向右边。我即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以后又仔细观察了我校一些知名学者,发现他们的面部表情都有较严重不对称,不是左部发达就是右部发达。我再一想:无非是左脑控制人体右半部,右脑控制人体左半部;右撇子左脑发达,抽象思维强,典型科学家类型;左撇子右脑发达,形象思维强,典型艺术家型。

方先生上课大都是事先把准备好的大概内容写在塑料纸片上,然后用幻灯放映在屏幕上,他说这样可省去大量抄黑板的时间,多讲一些东西,看来我们教学方式的改革也许会向这方向发展。方先生讲课就如同做学术报告一样,说话铿锵有力,而且后来的观察发现他在任何地方说话都是那样的声音,是乎不会说软语。那堂课他先稍快地把我们看录像的部分内容概括一遍,然后再往下讲新课。由于他对科学史和科学前沿了如指掌,因而讲课跳跃性,思想性都非常强,不允许一个人有0.1秒的分心,否则美妙的物理图像,深刻的物理思想,趣味的哲理就稍纵即逝,“光子火箭”难追 唉!不过也得承认,对于一个知识面很窄的书呆子可能听起来真的目瞪口呆了。记得“战争”还刚打响,就有不少“逃兵”从前线逃回,我觉得很不理解,便问他们何故,有的说:“听不懂!”,有的说;“他讲的又不能解决具体一道题!” 是的,方先生的课与一般老师的口味相去甚殊,我几乎未见他祘一道具体的例题,不过一些抽象的公式推理到处可见,颇具西方教学的味道。然而我不能不为那些“逃兵”感到悲哀,他们已完全中了东方教育的毒而不能自拔!!

下课了,不少同学到讲台上问问题,方先生总是面带微笑慈父般地给予圆满回答,我记得方先生对问题的反应非常迅速,这就是“熟”生出的“巧”劲吧! 依我看他们当时问的问题大都是由于知识面不广,理解不深之故,对于仅仅是少见多怪而提出非科学的诡辩问题,方先生总是一方面给予解释,一方面也显出他那坚定执着的信念,不与其过多纠缠。那种人可能是出于想显耀自己的“擅思”,可是没想到手段又是那样贻笑大方。。。。。。一旦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解答完毕,他总是大迈步到西楼,可能是天体中心去办事去了。真是分秒必争!

也就在方先生给我们上课的第一星期,方先生的夫人----北京大学物理系付教授李淑娴也来科大了,她来的目的是做一次关于美国见闻的报告。报告在水上报告厅举行,来了太多的人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方夫人口齿伶俐,尽管五十多岁了记忆力还是那样好,不用稿全凭记忆来讲解四盘幻灯片,且调理清晰,观点明确。她与方先生在很多观点上大都一致的,除了表面看来她不象方先生那样沉着,她毕竟是一个女姓,有着得天独厚的直觉能力,往往在理性能力方面要比男性逊色一点。。。。

星期四上午一二节我们照常上近物课,大概上了一半时,方夫人突然从门外进来,低着头一声不吭,当时方夫人披着头发,若未见过她的同学一定惊讶,她有点象“黑发魔女”。在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着“魔女”且小声议论时,我看见方先生不动神色地继续讲他的课,目不侧视仿佛一切都未发生过。随后方夫人照了两张不同侧面方先生给同学讲课时的照片,对于这一切方先生自然无动于衷,我想方夫人什么时候离开教室他也许都不知道。

说起方先生讲课的特点来,我想还有非常鲜明的一点:对政治缄默。尽管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可在课堂上对政治一直保持缄默。说实话我本以为他会在课堂上谈谈或略提些敏感问题,然而事实不能不仲裁我错了。后来总算想通了:这才是正真大师风度--------胸有成竹,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完全由理智来驾驭一切。他是一个理性的智囊! 当然在讲到拉曼实验时,他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三十年代的王守仁先生,说他本有希望成为中国人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分子光谱做出过杰出贡献),可是抗日战争爆发,他毅然回到了祖国弃理从工,学制造武器。说到这,他表情很严肃,如此追求自然界和谐的人是不允许不合理现象存在的,-----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 战争-----完全破坏了人类的和谐,他理所当然深恶痛绝!当说到伽马射线反常吸收问题时,他又谈到了这一现象首先由中国学者赵忠尧发现的,因无法解释也只好弃之一边,随后当被Dirac作为预言正电子存在有力证据时,他是很痛惜的。东方学者的确聪明过人,可就是不注重思想的培养,才落得赵忠尧事后追悔莫及的结局,怎能不叫人痛惜呢?!。。。。当说到质子衰变实验时,他又讲起了在阿尔卑斯山脉下的山洞中看守仪器的人(要知道这种实验往往几年才看到一次现象)大都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他苦笑了几声,我相信他说到这一定是非常痛苦的。。。。。

11月份,方先生到意大利开国际天体会议,可能有大半月我们是和“二维方先生”打交道。。。。后来听说他刚从意大利回来时很激动 (国外经历的一切他又有了新体会,尤其是罗马教皇给伽利略平反,且罗马教皇和意大利总统都谦虚地接受他们的天体普及教育,给他触动很大),未来得及回科大就在上海几所大学发表了演说。不过回到学校后他又恢复到缄默状态,认认真真地讲课,同时也给我们带回了世界上目前最先进实验手段的录像放给我们看,我们无不惊喜万分!

这之后,12月1号,校内出现第一张大字报 <<致全体选民的一封信>>。随后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地贴满了科大校园。事态一步步地发展,12月3号,在水上报告厅进行了候选人辩论;4号晚在校礼堂召开了竞选演说会,这两次活动因有事我都未能亲身经历,但方先生在会上作了“竞选演说”,据说方先生事后也后悔当时太激动了点。就我的看法是,物理大师们都有点天真,因为科学运用的推理方式大都是形式逻辑,而习惯于形式逻辑思维的人容易导致单纯,天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物理学家们“童心未眠”的缘由吧?!

科大要求民主的呼声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以致势不可挡地爆发了“一二.五”运动。那天中午十二点多,人们纷纷地到图书馆馆前聚集,快一点时,方先生也来了,他讲了很多充分的理由和道理劝同学们冷静点,不要用游行示威等过激方式来唤醒民众,争取民主。可惜当时无话筒,很多人都没听到方先生的良言苦劝,等后来话筒拿来了,游行队伍已出去一大半。说真的,当时方先生要是有话筒可能就不会有出校游行的事件发生,那么科大这块民主摇篮就也许如同星星之火保存下来了。 事实上也正是最近几年,科大在海内外声誉鹊起,先是西区建设,后有加速器工程,及承办亚洲微机学院,还有86年<<祖国新貌>>新闻集专门报道了科大近况,强调了科大在国际国内越来越大的影响,<<人民日报>>还登载报道赞扬科大民主办学好风气等等。然而也许去年12月就是我校的顶盛期,未来可能就要走下坡路了,我们作为科大一员不能不为此担心。。。。

12月5号至23号,我还见过方先生几次,只见他在校园内来去匆匆,墙上贴的众多大字报他也顾不上看,虽然我觉察他似乎想看。12月23号下午,我校约1000余人又一次走上街头声援上海大学生的示威活动。晚上约400-600学生在合肥市委大院内静坐示威,学生代表和市委有关人物进行谈判,双方都骑虎难下,这时管校长和方先生来了,经过他们的交涉,才算结束。
后来在水上报告厅举行业余党校结业典礼,那天我恰好路过此地,打远处就听到方先生洪亮声音,遂稍稍进去听了一会。方先生还如同往常样说话,从容不迫,但我也微察到他内心深处隐藏的不安。他在会上着重强调了一下民主自由的真正含义,引用了伏尔泰的一句名言:民主自由就是给我对立言论以最大容忍。他分析道,欧洲之所以现在民主化程度比较高,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文艺复兴后一系列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民主,人权和自由等思想的启蒙教育。接着他又提及他几乎每天都要收到不少国内外打来得电话询问科大竞选活动的结果。他最后说希望科大要善始善终搞好民主选举,做个榜样。

新年一过,事态变得越发对科大不利了,紧接着就是令人难忘的最后一课。星期三就有消息说记者要来与方先生答辩,星期四上午方先生仍坚持上完近物课,他或许预感到不久就要永远离开科大了,遂决定下午应付记者采访,晚上7:00-9:00给我们上最后一堂课。

7点整方先生如往常一样准时到达课堂,仍然从容不迫地讲课,但我终于发觉那天方先生第一次在课堂上挠头发,这预示着他内心正处于焦虑之中。讲课的方式与以往也不太一样,以往上课他一直是很严肃的,总让我感到科学研究的求实性和艰难性;当然从不缺智慧性,因而又让我感到科学研究的其乐无穷。但那天上课,他说话突然风趣活泼起来,以致博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掌声和笑声。当他讲到宇宙不对称源问题时,忽然神秘般地打开事先用白纸盖住一部分的一张透明塑料片,我们惊讶地看到那是一副活生生的古代美人侧面图 (方先生自己画的),他告诉我们他研究宇宙而得出的真理:对称+破缺=美! 就如同你感觉这美人为美一样。真没想到方先生还有这手绝招。方先生最后一堂课是我收获最多的一次课,他从量子论与广义相对论的结合导致时空概念失去绝对意义,讲到Planck时空“旅游”奇遇和道教的“有生于无”的思想在宇宙起源研究中的作用, 最后他介绍了他的多连通宇宙时空模型思想,包括他画的一幅幽默画,一个大头娃娃托着腮苦思冥想:“What is the shape of the universe?”. 同时他调侃道:“他是不是你们中的一个人?” 作为最后一堂课结束语,他向我们重述了他先前回答记者问的问题:”你和萨哈罗夫有何同与不同?“。 随后方先生在不断地掌声中离开了教室,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热爱的,并共度了八个春秋的科大,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写于一九八七年三月二日

后记:

本文作者在两年后又追寻方先生的足迹去了北京天文台求学 (方先生离开科大后调职去了北京天文台),但不幸的是,当他去天文台报到时,已无缘见到方先生了,因为一场更大的席卷全国的风暴爆发了,方先生被迫避难于美国大使馆。一年后方先生去国离乡落难于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亚利桑那大学,这次是他真正地离开了他深爱的土地和人民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再也不能回来了。又是两年后,我的这位好友几经周折也来到了亚利桑那大学,成为亚利桑那天文台录取的第一位大陆学子,终于又见到了方先生。但他并没有师从方先生,因为方先生是在物理系任教。

方先生不仅在民主自由思想上启迪了我们这代人,更主要是在科学真理的求索中激励了一大批青年学子为之奋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现在我的这位好友已是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天文系教授,而从助理教授到正教授他只花了四年时间,成为国际天文学界的一颗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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