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暘
光辉道路是南美洲秘鲁的一个极左恐怖组织。他们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起进行了大量的暴力活动，成为秘鲁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
这个组织奉行极左的意识形态，声称要为穷人谋利益。创办者阿比马埃·古兹曼是一个哲学教授，发明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理论，核心思想就是使用暴力推翻现有的政权，建立起全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恢复印加帝国的原始集体主义农业。
他们敌视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他们在秘鲁各地到处使用暴力：爆炸、暗杀、破坏经济设施、袭击公共场所、伏击政府军，袭击庄园，抢劫银行和工商企业，袭击警察是光辉道路组织最热衷的事情。
光辉道路的暴力行为非常强烈，被称为“西半球有史以来最血腥、最残忍的游击队组织”。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组织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人，几乎把秘鲁拖入了内战状态。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非法组织，如果没有得到许多人的支持，是不可能长期存在和任意横行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光辉道路组织虽然臭名昭著，但他们确实得到了秘鲁底层人民的支持甚至拥护。
落后的经济状况、腐败的政府、恶性的通货膨胀，断绝了底层人民改善自己生活的可能。这些人在绝望之余，就转而相信恐怖组织的宣传和诱惑，认为只有依靠光辉道路这样的暴力恐怖组织才能打破压制他们的社会结构，使他们摆脱贫困，得到更好的生活。
自从独立以来，除了刚独立后的一小段时间以外，长期以来，秘鲁经济发展一直缓慢。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接受了依附理论，秘鲁不但不加入全球一体化，反而尽量摆脱世界经济体系，结果造成经济大倒退。连续几年的经济都是负增长。失业和半失业的人口超过人口总数的一半。大量工厂企业倒闭。
农村的情况更糟。这些落后赤贫的农村地区就成为光辉道路组织的人员和力量来源。穷人中的青年人直接加入恐怖组织，而其他人则给恐怖组织各种各样的支持。即使是那些不直接支持恐怖组织的人，对政府打击恐怖组织的行为也袖手旁观。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光辉道路组织在八十年代快速发展。暴力活动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人倒在恐怖组织的屠刀下。秘鲁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看起来，秘鲁已经无望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了。政治家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办法打击恐怖组织，但收效甚微。
这样一个危害巨大的恐怖组织，为什么却受到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呢？这些底层民众其实是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恐怖主义横行，造成国家秩序混乱，经济难以发展，穷人的状况只会越来越糟，可是他们偏偏去支持恐怖组织，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秘鲁经济学家对此也大为不解，他名叫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他决心要努力探求这种难以理解的现象背后的原因。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研究，以及和秘鲁社会各界的深入交流，德·索托终于发现了制约秘鲁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那就是大量的秘鲁人被正规法律制度排斥在外。他们努力工作积累下来的财产，只能以非法的形式存在，不能得到起码的法律保护，因此，虽然他们努力工作，但却长期陷入贫困状态难以自拔。
恐怖主义者则趁机声称可以给穷人提供保护，而这种保护本来应该来自正规的法律和国家机构。当恐怖组织实现了国家没能实现的社会功能时，他们也就得到了底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交通情况的改善和信息交流的加强，广大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秘鲁人看到了城市生活的便利和舒适，以及其中包含的更多发展机会。大量农民进入首都利马等大城市。秘鲁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
过去四十年，秘鲁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五倍。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一般都不富裕，他们差不多都是要白手起家。他们在城市中从事各种能找到的工作，包括流动商贩、交通运输、服务业等等。为了栖身，他们建起了简陋的房子。
所有这些活动，其实都是人民在为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工作，但在秘鲁政府官员和城市居民的固有思路中，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却是混乱、贫困和肮脏的来源。他们随意占据城市街道，破坏城市秩序，他们到处搭建破破烂烂的房子，影响城市面貌，他们从事各种未经批准的经营活动。总之，他们永远都是那么杂乱无章。
于是，正规的法律制度拒绝接纳他们，把他们看作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可以用来创造繁荣和进步的资源。
那么，法律制度是怎样拒绝这些穷人的呢？用繁复的规章制度构筑高高的门槛。
德·索托做过一个实验。他在美国华盛顿和秘鲁首都利马同时注册成立一家小企业，一家只有两台缝纫机的小裁缝店。结果是，如果一天花上六个小时去政府办理各种手续，在美国，不到一天即可办好开业所需的法律手续；而在秘鲁，则需要289天，并要花费1231美元。
这种时间和费用当然是绝大多数秘鲁人根本负担不起的，结果，他们就只好让自己的裁缝铺子处于非法状态，也就是处于地下经济状态。
德·索托发现，这种地下经济看起来很不起眼，甚至破破烂烂，总量却十分庞大，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实际上，秘鲁国家整体财富的一半以上都是这些非法创业者生产出来的。他们实际掌握的财富远远超过秘鲁谋求的外国经济援助。
也就是说，秘鲁自己其实有着足够的资本，但由于缺少正规法律制度的保护，这些数量巨大的资本无法流通、难以增值、不能及时有效地投入高效的生产领域，这些财富只能以地下经济的形式躲躲闪闪地藏在角落里。
制度缺陷就是这样制约着秘鲁经济社会的发展。众多底层民众因此而没有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改善自身生活的机会。其实，这些穷人需要的是只是一个机会，而不是那些看起来很可观、其实却作用有限的直接援助。
他们本来可以成为自豪的创业者，为自己和家人挣得足够的财富，但现在，他们只能是等待他人施舍的乞丐和可怜虫。他们中的强者，不甘于这种屈辱的地位，于是转而投向了恐怖组织，用暴力打击这个拒绝他们努力工作的社会制度。
当德·索托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以后，他就倾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他尽量利用公共舆论宣扬自己的发现，鼓吹通过改变法律把地下经济变为合法经济，为此，德·索托直接参与了秘鲁国家的体制改革。这些改革大大简化了人们进入正规商业领域的成本，用各种办法明确了人们的产权，帮助人们把他们的工作成果在法律上固定下来，使之可以得到充分的保护。
这种产权明确的过程也在广大农业地区展开。由于有了法律的保护，秘鲁山区的农民逐渐放弃了种植毒品，转而去种植可可豆。秘鲁在国际毒品生产中的份额因此大幅降低，从60%降到了25%。
当人们看到自己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机会积累下财富，并为自己建设美好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容忍恐怖组织对社会和经济的破坏了。年轻人有了更好的出路，他们不再想加入恐怖组织。在市场中创业挣钱远比挥舞冲锋枪冒险杀人更有吸引力。光辉道路迅速失去了人心。人民开始主动配合政府打击恐怖组织。
光辉道路多年来一直宣称要在秘鲁展开推翻政府的人民战争，但现在，人民战争的矛头却指向了他们。山区种植可可豆的农民给政府提供了大量信息和地图，协助政府清剿恐怖分子和毒品贩子。一个接一个的恐怖武装被政府擒获。谁也没有想到，原来那么强大而不可一世的恐怖组织，会突然间变得如此脆弱和奄奄一息。
1992年7月20日，德·索托所在的自由与民主学会总部发生了一次可怕的大爆炸。这是光辉道路组织干的。他们的自杀炸弹汽车一下子杀死了3个人，击伤了19人。学会总部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光辉道路向德·索托发起了致命的攻击。
恐怖分子认识到，正是这个学者和他的改革把光辉道路赶上了绝路。要想生存，光辉道路就必须阻止德·索托倡导和实施的体制改革。他们需要保持秘鲁的贫困和落后。那是他们这个恐怖组织赖以生存的土壤。
爆炸刚刚过去，自由与民主学会的一个权威智囊就兴奋地跑进德·索托那被爆炸弄得残破不堪的办公室，兴奋地喊道：“他们输了！他们在智力和思想上与我们的较量已经彻底输了。他们只能用爆炸来表明他们的立场，除此以外，他们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是的，当一个组织只能依靠暴力，而没有任何道义和智识上的优势的时候，他们确实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就在这一年，光辉道路的头目古兹曼被捕，并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随后，光辉道路的其他领导人也先后被捕入狱。虽然还有零星的恐怖行动，但作为一个恐怖组织，光辉道路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为历史了。
世界上还有不少恐怖组织仍然活跃。人们所以追随他们，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人面临着没有选择、没有自由的绝望生活。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暴力。
光辉道路覆灭的过程告诉世人，如果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恐怖组织很快就将成为无源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