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马先生

十五年前，我还在读研究生，遇到一位来自日本的互访教授。他叫有马义信。有马的日语发音是 Olima。他右手的食指还没了，说是因为他父亲农场的机器太多。说来也奇怪，这么长时间过去，这些细节我还记得。



他本来要访问内蒙，路过北京，因为和我研究生导师 W 认识，所以在北京逗留了几天，住在六合饭店。说是认识，实际上是 W 在日本开会时和有马先生打过嘴仗。有马先生说日本几十年前在中国发生了战斗（fight），W 不高兴，说打架哪有到人家里去打的，那是 war 而不是 fight。

W 仍然不是很高兴，也实在忙，所以就让我和另外一个师妹（L，本科的师姐）陪他。W 还嘱咐，日本的教授有钱，他要怎么花随他。

但头天晚上的饭 W 请，我和 L 做陪。结果当天有马先生就给我们上了一课。和大多数中国饭局一样，晚餐点多了。我们都已吃饱，但饭还剩下一半。有马先生便不肯离席，硬要我们吃完才走。我那时候还是穷学生，一年也吃不上几次好饭，但那天晚上实在吃不动了。又坚持了一个多小时，桌上还有剩饭。最后 L 提议她把剩饭打包带走，晚宴才作罢。

虽然有听说的嘴仗在先，我那时也有些愤，但这一晚上下来，我对有马先生乃至日本人的看法都有了改观。

有马先生也是我正经接触的第一个外国人。与他聊天也让我这个土人长了很多见识。比如我说中国那时乱糟糟的。他停下来很严肃的对我说，“这个不奇怪，你们所经历的我们日本已经历过。日本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也伴随社会的动荡。”“不稳是因为中国发展太快（moving too fast），这就像走路一样。”


北京的景点无非就是那些，像周边圆明园、颐和园那样的，我几乎每周都可以去溜达一圈。但一路上与有马先生的谈话，有的让我豁然明白，有的我则闻所未闻。渐渐地，外面那个世界给我的引力越来越大。

聊的许多话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但有两件事至今言犹在耳。一个是有马先生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多大了。我那时还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他也是严肃地和我说，“我像你这么大时，孩子都一岁了。”另一件事情是我说我不爱写字。这是学高中语文的后遗症。我见到写东西就害怕。高中那时，我经常两节作文课后就抄个题目在那里。有马先生就问我，“写作容易还是说话容易？”我说当然是说话容易了。他说不然。写字写完之后还可以修改，直到表达得满意。话说出去就没法改了。你要把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还要让听众能够接受，那可不是容易的活。


最后一天，有马先生提议去唱卡拉 OK。一位曾经在日本做过博士后的 Z 也加入进来。Z 在日本待了好几年，他说日本人的工作强度很大，大多中国人到日本都吃不消。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听说。

在歌厅，因为跑了一天，我有些渴，就向服务员要一杯水。有马先生立即阻止我，说渴喝啤酒就行了。但我还是坚持要了一杯水。后来想想那大约就是自来水，但也是 20 块一杯。服务员还要把我们往单间里面领。有马说，外面大厅就好。中间有马先生还塞给一个姑娘一百，要和她跳舞。结果姑娘很熟练地把钱塞起来，跳了两步就不跳了，扭身便走，好像受了委屈的样子。大厅里面还有一帮六七人个给一个姑娘过生日，听说我们这里有个日本人，其中一个便喊，“打倒日本鬼子！”。

晚上十一点半，我和 L 送有马先生回旅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


两年后，经过几次感情纠葛，我结婚了。那时我的日记也写完了一个多本子。又过了一年多，我到了苏格兰。或许再过几年，我可以到日本访问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