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事情一样，二才们诋毁一件事物通常会编个段子。段子，在我看来，而今也就成为肤浅、没文化的特征之一。以下转讼棍茶水斋的文章，未完，有兴趣的可以看其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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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的简体字表（至“巩”），顺便说说如何看待简化字（代前言）——纪念简化字方案颁布57周年
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标志着新中国的简化字运动拉开大幕。57年过去了，简化字的功过是非仍然聚讼不休。我个人向来是简化字的支持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两千多个简化字（不重复计算同偏旁部首简化大约有500多个）都一定就是最合理的、或者就都一定经得起推敲。然而，是也好，非也好，我的意见很简单：批评简化字，就应该先了解简化字。而现在大众舆论中（尤其是网络上）批评乃至全盘否定简化字的论调，却基本上都只能暴露出批评者自己对汉字渊源、发展、演化的无知和偏见。这样一些人大喊什么“简体字割裂传统文化”，坚持使用所谓“正体”（还经常用错……），实在是滑稽（当然也有些很有文化的同学喜欢用繁体，那属于个人爱好，不在此列）。
最无知的一群低端批评者，其批评完全是望文生义的附会。例如说什么“爱无心”。他们并不知道在繁体“愛”中的“心”其实是声旁结构的一部分，并不表义。《说文解字》解“愛”：“行皃。从夊㤅聲”，皃=貌。也就是说这个字的本义是行走状，怎样的行走呢？看它的义旁“夊”（sui1），说文解为：“行遲曳夊夊”，也就是慢慢走的意思（后来被“绥绥”替代了。《诗经》：有狐绥绥，即此义）。因为留恋不舍，所以慢慢走，这就是愛从夊旁的原因——愛的原始义是舍不得、不愿意给人，谥法：“吝于赐与曰爱”。是一种占有欲。后来引申出爱情、爱恋的意思。所以说“爱情总是自私的”这话相当精确，改成“爱本是自私的”就更精确了。扯远了……总之，简化字“爱”简化了“愛”声旁的一部分，将“心”简化为一横，然后又和原来的义旁“夊”拼成一个“友”字，反而贴近了“爱”的引申义（友爱），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创造。当然，无论你认为它简化的对也好、错也好，功罪都算不到新中国头上，因为这个简化“爱”字在元代刻本里就已经出现了。而最初则有可能是行书楷化：
（宋：蔡襄，《远蒙帖》）高段一些的批评者则抓住简化字一些“副作用”。比如，他们认为简化字将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字简化为同一个字，会引起歧义。“后”与“後”是最常举的例子。然则这种批评，其实并不公平。因为简化字方案的这类合并，基本有历史文献依据，是将古代本来就可以互相假借的两个字合并。以“后”“後”为例。《礼记》：“知止而后定”。这里的“后”就是假“后”为“後”的用法。而在考古出土的日常文书中，例如马王堆汉墓帛书、竹简、银雀山汉墓竹简，这种用例颇多。可见汉时人早就在这么用了。再如“谷”“榖”也是常常被批评的一组合并字。但诗经“習習谷風”一句中就是假“谷”为“榖”，所谓“谷之言穀。穀，生也。生長之風也”。汉字尤其在早期，同声字、音近字互训是常见现象，见诸经典、见诸日常使用。“后後”“谷榖”应该还算不太流行的。像“冲衝”“伙夥”之类，近世以来其通用早就相当普遍了。其次，多字合并虽然增加了一字多语素的情况，但汉语这种情况本来就很多，原因也很多。例如“白”字，它表颜色的义项是原有的，表“徒劳”（如：白忙、白开心）的义项却是清朝时来自满语（baibi）；再如“站”字，它表示立的义项是原有的，表station的义项却是来自蒙古语（jam），宋之前只有“驿”而没有“站”，蒙古人呼“驿站”为jam，以“站”字表之。这些一字多语素在使用中一般并不会造成什么混淆。而为这“副作用”所害的往往恰是那些第一类低端批评者……故作聪明的把“皇后”写成“皇後”、把“山谷”写成“山榖”的那些装逼犯。在日常使用中，因为都用简化字，是不会有这种副作用发生的。
更高段的批评者则确实抓住了简化字一些为了简化而简化的地方。例如：他们批评万能部首“又”。“對”“鳯”“鷄”“勧”“権”“漢”“樹”这些字的部首本来不同，统统都无厘头的用一个“又”代替，成何体统呢？这种批评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但以此怒斥新中国汉字简化方案则也不公平。首先，万能部首现象是汉字发展早已有之的现象。以隶变为例，现在很多字中都有的部首“大”字，就是篆书向隶书演变过程中，隶书造出来的一个万能部首：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85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本）
我们看到，在直承古文的篆书中，“奕”中之“大”确实是大字，而“奂”中之“大”其实是合起的两只手；“樊”中之“大”是分开的两只手；“奠”中之“大”则是桌几（供桌）之形；“莫”中之“大”则是草木之形。很显然隶变的结果使得这些字的表意、象形部分全部或部分的被破坏掉了，死忠“正体字”的人面对此情此景又情何以堪？总不至于还要高呼废隶书、复篆文吧？——历史上颇有一些腐儒是这样批评隶变的，当然他们的批评在历史的长河中连泡都冒不出几个。
隶变中的万能部首“大”，是造隶书的人图省事的结果。而简化字的万能部首“又”，也是历代人民图省事的创造：
“对”“劝”“权”字见于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
“凤”“鸡”字见于清初刊本《目莲记弹词》《金瓶梅奇书》等
“汉”字最早，汉代草书就有。
大约只有“树”字是上世纪上半叶的创造。
一言以蔽之：懒人，只有懒人，才是文化的创造者……
而且，在有些事例下，这类批评者只许古人放火、不许共党点灯的逻辑也忒霸道了些。比如“华”字。某些人伤心欲绝骂道：你连“華夏”的“華”都要简化？背叛民族啊！你知道“華”是什么意思嘛？是象形字啊，是一棵开满花的树啊，是美丽啊、是繁茂啊、是祖先对灿烂文明的自豪啊、是对后世子孙繁盛的期许啊！数典忘祖啊你们！……………………歇会儿吧。“華”就是“花”。魏晋之前就没有这个“花”字，统统用“華”（现在成语“春华秋实”还保留这个义项）。它的甲骨文确实是一棵开花的树。大约在南北朝的时候，古人嫌写的太麻烦，保留了表草木的草字头，下面换成了声旁“化”，造了个形声字“花”出来。后来“花”字大行其道，在用于花朵这个本义时反而成了正字。“華”字只在“華夏”“華丽”这些引申义中使用。哦，你古代人用声旁“化”造“花”字允许，现代人就不能用完全同样的方法对“华”字做同样的改造吗？（保留表树木义的十字底，上面用同一个字“化”作为声旁）
最高段的批评者具备足够的文字字源和流变知识。也因此，他们使用的是因果律武器，即批评简化字破坏“构字逻辑”。比如“双雙”“只隻”这两组简化字。《说文》：“隻，鳥一枚也。从又持隹。持一隹曰隻，二隹曰雙”。“隹”是个象形字，从鸟的形状演化而来，本意是短尾巴的鸟。繁体“進”也从“隹”，是用为声旁（上古两字音近）。低端简体字批评者的顺口溜里有一句“进不是越来越佳而是往井里走”，是把“隹”字和“佳”字看混了……所以低端简体字批评者基本都属于语文老师死得早，若不是适当简化了字，以他们的智识水平当文盲的概率最高。简体字都学不好却鼓吹繁体，这正是新中国以简化字普及了庶民教育、大幅度提高了全民识字率所带来的最奇葩的一个副作用。
“又”字也是象形，即右手（最早的“右”写作“又”，右手形；“左”写成“𠂇”，左手形）。“雙”“隻”都是会意字，一只手抓一只鸟就是“隻”，抓俩鸟就是“雙”。
批评者说了：你看看，本来“雙”“隻”这俩字逻辑关系这么清楚，被简化成“双”和“只”后，谁还能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从文化流传及文字字源研究的角度，这种分析当然有道理也很有意思，老爷我就经常追溯一字象形、会意之源以显示渊博。然而，文字归根到底是工具、是为了使用的。在现代汉语中，“隻”的意思已经主要用来作为量词，可以有“一只”也可以有“多只”，而不强调其单的本义。它和“雙”之间已经没有了严密的逻辑关系。更何况，“隹”在隶变以后，象形的色彩已经极淡了，谁现在若是盯着“隹”字看能看出一只鸟来，我得佩服他（类似的还有“馬”，并不比简体“马”更容易看出一匹马来）。这种情况下，即使从识字的角度，让人从持一鸟还是持两鸟去理解这两个字，比之直接认识记忆“只”“双”这两个相当易写的简化字，都没什么优势。何况，“双”这个简化字造的是很不错的，去掉了两只鸟，却增了一只手。两只鸟是“双”，两只手就不是“双”了嘛？
综上所述，从最低端的语死早批评者，到最高端的因果律批评者，对于他们对简化字的种种批评加以分析之后，反而会让我们感到新中国简化字方案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除了强有力的政权保证了推行力度之外，还因为它实际上是符合汉字演变、改造的基本规律的。几乎所有简体字的创造，我们都可以在汉字千年的演化史上找到范例（而且绝非孤例），无论是多字合并（上宗同音假借、互训）、声旁替代（上宗会意->形声的变革），甚至万能部首（上宗隶变、行书楷化），皆有迹可循。当然，还是要强调：符合规律并不意味着每个个案都处置得当。现行简化字方案中确实有一些个例不那么合适（例如另一个万能部首“云”，在“坛”字中作为声旁的使用就不好，因为音并不近。不过这个字也不是新中国造的，而是民国1935年简化字表中就有的），但在简化字已经推行半个世纪，这一批简体字基本已经为十几亿人民掌握的情况下，再去对这些个例进行反调整的成本显然过高，而因为这些不尽合理的个例存在就全盘否定简化字方案，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蠢事。
关于如何了解简体字的渊源，可以推荐两本书：语文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简化字溯源》，华语教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简化字源》。
以上可以算是前言…………
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统计一下那些简体比繁体出现的更早，甚至简体反而是本字，繁体是后人叠床架屋的繁化的字。近年来简繁之争甚嚣尘上之时，我就想做这项工作。按汉语拼音为序，以上述两本书为纲，陆续做了一些，但要把500多个字中这类字全部列出来，工作量还是很大的，所以断断续续的只总结到了“巩”字而已。今后有时间再慢慢的做吧。这类字我给它们起了个总名：“拨乱反正”的简体字。
收字的原则：（1）简体字形出现在繁体字形之前，而且繁体字形与简体的本字之间有可考的衍生关系（如“雲”是从“云”繁化而来）；或者（2）简体字和繁体字两字均有，但相关义项实际上是从简体字的义项引申出来的，因此简体字方为本字（如“才”和“纔”，详下）。除此之外，即使是简体字形出现的早，但它与繁体字形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字，只是后人用简体字形去训繁体字形的，一律不算（如后、後。“后”字甲骨文就有了，比“後”早，但它的本义不是先后之后，只是有时会被假借用之，“後”也不是从“后”造出来的。这样的情况我都不认为简体字将两字合并属于“拨乱反正”）。有个别字即使用上述原则也很难辨别（如“虫蟲”），我们作为特例列入供参考。
“拨乱反正”的简体字表（暂至“巩”）
表（錶）：古代无“錶”字，也不将计时器或其它测量仪器称为表。西式钟表传入中国后为啥管它叫“表”，咱也没搞明白，但是这以后才造出了“錶”字。康熙字典里都还没有，最早是民国时期的《辞海》里收入。所以这个繁体字反而是个晚近的新造字。
布（佈）：“佈”，是北宋时的韵书中才出现的，《广韵》：“佈，遍也”。“布”仍然是表达这个义项的通用字，所以“佈”只能算个异体字。（用简转繁工具一般都不会转成这个字，所以凡是大书“分佈”“佈满”的繁体字爱好者基本都是装逼，属于最低端的语死早型）
才（纔）：这组字以其常用以及简繁体之间笔画数的超级悬殊而著称于世，也是简体字支持者嘲笑“正体字”的常举字例之一（另外比较有名的还有“欎”）。我当年头次看到“纔”这个繁体的时候就困惑不解，因为“才怎么样”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表达法，古人是得有多二逼才能把这么常用的字写成一团黑疙瘩？后来有点文化查了《说文》才知道，古人显然不这么二逼。《说文》对“才”的解释是：艸（即：草）木之初也。随后引申出了当副词用、表凡始之义的用法。所以根本就应该写成“才”。“纔”字在《说文》中也有，解释是：“帛雀頭色”或“微黑色”，意思上并不搭边。《说文》又训：“纔，浅也”。因为“纔”是微黑，所以被引申为“浅”，可能进一步被引申出“仅至”之义。清朝人王筠《说文解字句读》称：“《说文》作才……今人借纔”。据此，“纔”是被用来作为“才”的假借字的，“才”才是本字。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说。事实上，表达“仅仅”的cai音字到底有没有本字，这很难说。仅从魏晋以前的资料看，被用来假借这个意思的字不止“才”、“纔”，还有“裁”和“财”。如：《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裁什二三”、《汉书.李广利传》“士财有数千”、《三国志.吴主传》裴注引干宝《晋纪》“众才七千”、《汉书.晁错传》“远县纔至则胡又已去”。这些例子中的裁财才纔全部都是用来假借的。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结论：“才”不应该算“纔”的简化字，而是与“纔”平起平坐的假借字，简体字方案在诸多假借字中选取最好写的一个，无可厚非。
虫（蟲）——特例：甲骨文和金文里都只有“虫”字没有“蟲”字。三虫叠加的“蟲”要到小篆里才有。但是，根据《说文》，虫和蟲其实是两个字。“虫”的发音是许伟切，近似于hui，有两个义项，第一个义项是蝮蛇的意思，后来发展出了一个更复杂的字“虺”，就读这个音；第二个义项就了不起，叫做“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蠃，或介，或鱗，以虫爲象。凡虫之屬皆从虫”。也就是说，各种微小动物都可以叫“虫”，这个范围可比今天所谓的“昆虫”或“虫子”要大多了。所以后来有人管蛇叫长虫、管老虎叫大虫，盖不失“虫”之本义也。而“蟲”的发音是直中切，即今读chong2。中国最早的字典《尔雅》有解释：“有足谓之蟲，无足谓之豸”。这样看，“蟲”的义项要窄得多，指的就是有足的微小动物，大致也就是各种虫子。这样看来，在我们现在使用的昆虫、虫子这个义项上，“蟲”是本字。但是段玉裁注却又说：“古虫、蟲不分，以虫谐声之字，多省作虫，如融、赨，是也”。融、赨（发音tong）从声旁看都应该从“蟲”，但实际上从古到今都只写一个“虫”，段玉裁的“古虫蟲不分”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所以，结论就是：“蟲”是基于“虫”而造出的一个字，而在它被造出来之后，古人也还是经常用“虫”代“蟲”，尤其是在构字的时候。
出（齣）：这个繁体字是一个非常晚近才产生的、义项也非常窄的字，它专指传奇、戏剧中的一回或一场戏。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出戏”的那个量词。我估计对于没有接受过专门繁体字训练的人来说，都不知道有这个字，而且在简体字方案中被“出”取代了，不过你敲个“一出戏”，然后用Word的简繁转换试一下就知道了。这个繁体字大概算是酸臭文人叠床架屋造字的典型。纪昀（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提到了它的来源：“传奇以一折为一齣。古无是字，始见吴任臣《字汇补》，注曰读尺。相沿已久，遂不能废”。吴任臣是何许人也？清朝康熙时候的。可见该字诞生之晚。那么在这之前，是不是“一出戏”这种说法就没有字可表达呢？非也。宋、明时期的传奇刊本中，在说到第几出的时候，用的就是“出”字！你说这吴任臣是不是有病……
从（従）：这又是个非常常用的字。我们看甲骨文是怎么写的：
。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甭管朝向那边，这不就是“从”么？可见简体“从”字才是本字。至于繁化的“従”字，比较接近的字体是在金文中出现的。达（逹）：《说文》以“逹”为本字，同时注解：“达，達或从大”，也即收录了“达”这个字，但认为它是“逹”的异体字。历代字书基本都是这个观点。其实这是文字史上千年冤案之一。我们看这个字的发展：
在甲骨文中，有一种写法的右半部分明就是简简单单一个“大”。“达”才是本字，而繁化成“逹”也是金文中的事。
电（電）：越是那些亘古不变的事物，其最初的造字法绝对是简单的。如繁体“電”这种会意式的复杂构字法，基本一看就可以断定是后世叠床架屋的累赘。甲骨文中似乎没有“电”字。但是实际上有，甲骨文中频繁出现的“申”字就是，即：鈥湶β曳凑澋募蛱遄直恚ㄖ菱湽潱潮闼邓等绾慰创蚧郑ù把裕┾斺敿湍罴蚧址桨赴洳57周年。《说文》：“申，神也”“申，電也”。“申”是“神”的本字，它在甲骨文中的造型很明显就是闪电的形状，因此它其实也就是“电”字。从闪电这种古人看来神异现象引申出了“神”的义项。金文中出现了“電”字，是在甲骨文“申”（或“电”）的字形上加了个雨字头，以会意。因此“电”方是本字。
复（復、複）：将多字简化为一个字，容易造成混淆，是反简体字者的主要攻击点之一。但就这一组字而言，这种攻击便无理可讲。因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復、複本就来自一个字：“复”，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
。“复”字的意思是“行故道也”（《说文》）。所以“復”完全是它的衍生字（加了个表示“行”的双人旁会意），而“複”的意思是“重衣也”（夹衣，有里子的衣服），后来引申出了“重复”的义项。如果说最早的本义“重衣也”还有新造个衣补旁的字区分一下的话，当它的本义已经消亡，而只留下“重复”的引申义时，就完全应该回归本字“复”了。因为从“行故道也”也完全可以引申出重复的意思。个（箇、個）：繁体字现在是以“個”为正，但该字其实是三个字兴中最晚出现的。《说文》：“箇，竹枚也。从竹固聲”，也就是说“箇”是竹一枚的意思。汉语最早并无量词，量词往往都是从这些表示数量单位的字演变过来的。例如“隻”本义鸟一只，引申为“一只鸟”。“箇”也是从竹一枚逐渐引申为量词（一箇竹）。那么“个”呢？它也可以作竹一枚讲，如《史记货殖列传》“竹竿萬个”，就用“个”为竹子的量词。《康熙字典》认为：“‘個’爲後人增加。从个、箇爲正”。这么看来，似乎“箇”才是本字。但是，我们看到，虽然《说文》无此“个”字，但是先秦经典中却大量存在：《左传》“齊公孫竈卒。晏子曰：又弱一个焉”，这里的“个”作“一人”解，近似于量词用法。。《周礼》“廟門容大扃七个”这里的“个”是“物数”之意，即用于数物的量词。由此可见，即使在做“竹一枚”的狭义时“个”“箇”难分其正，但作为量词讲，“个”在先秦时就有更宽广的应用，可用以数人、也可用以数物，这比“箇”可要正本清源的多了。而无论如何说，现在的所谓正体“個”，其实是“个”的俗字：郑玄《礼仪注》：“俗呼个爲個”。放着好记好认历史悠久的“个”字不用非要写成“個”，其实是喊着“传统文化”写了个大大的俗字。
巩（鞏）：古人叠床架屋繁化的又一典型。金文中有“巩”字，右半部如人跪坐伸双手抱持左半部的“工”状物品。而“巩”的本义正是“抱也”。小篆就给它加了个“革”字底，不知何解。也许是抱持完了要再用皮革捆个结实？但总之，“巩”才是本字，“鞏”乃后造。
（未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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