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出国，我的过敏越发严重。每当白桦树的花粉在空中弥漫，我的鼻子不透气了。
前年，我在小镇的过敏本来就要结束了，但临时决定要到北方的Lofoten参加一个培训。那里似乎已经进了北极圈，春天比本地晚到半个到一个月。这样我在这一年里便受了二茬罪。受罪的也不单单是我自己，和我住在一起的两位，每晚必须先我而睡，否则每晚当我向春姑娘献情歌时，他们便没法睡了。
每年的下半年，我的状况通常要好得多。没有花，空气也清爽。我中学时同学们也经常羡慕我，每次过年我总能带个好成绩回家。
今年我本该也该这么过，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本地一位新科博士，答辩之后便成了候补研究员。本地租房通常一次须签一年的合同，而他预计的候补时间长短不定，或许只有几个月，长了也没法说。后来，我家领导准许他小两口临时住到我家。
答辩那天，他的同事送了他挺漂亮的两束鲜花，我看着也好。这两束花之后便放到了我家里。第二天我甚至还和他们一起讨论过这些花该怎么放才更好看。之后的十天，没有异样情况发生。再往后，随着花越来越干，我的鼻子就越来越不得劲。我开始向领导反映情况，我家领导哪里知道过敏的滋味，因此当我说客厅那些花有问题时，她还将信将疑，也磨不开面子，因此迟迟没有给出指示。
终于有一天我忍无可忍，请博士两口子把花收拾掉。然而俺们磨不开面子，那位候补研究员磨得开，俺说了他也不动作。
就在这天晚上，领导第二天有事，住在朋友家里了。领导不在，我折腾到半夜之后才睡。不想早晨三点半，我不知怎么就醒了。仔细一听，外面竟然也有动静。我心里纳闷，难道出了什么事情？
早上七点，睡在走廊对面卧室的老大向我抱怨：“爸爸，我昨天做梦，好大一盘春卷，刚想伸手去吃，哪知春卷一个接一个地跳动起来，怎么也够不着。我纳着闷就醒了，原来是你在打呼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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