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记

很久以前，高考的日子是每年的七月七、八、九号，后来据说因为这几天太热，提前了一个月。高考给了我这样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一个翻身的机会。

我的姑姑们和我的爸爸学习都非常好，但我的爷爷是个穷光蛋，同时也没有什么见识和魄力。爸爸十二三岁就被爷爷拽下了地。爸爸个子不高，小时候更矮，扶不住犁，结果遭到爷爷的暴揍，爸爸说当时连乡亲们都看不下去了。



爸爸文化不多，但是能闯，俺老家说话，不到二十岁就闯出门了，也有了较稳定的收入。爸爸说，要不是当时老家老的老，小的小，没有男丁，备受欺负，他不回来现在也能在外混个退休什么的。

爸爸和姑姑们岁数相差挺大，我的大姐如果早出生两年，应该和我的叔叔一样大。爸爸说他后面夭折了几个孩子。那时大姑姑在学校里面也是出类拔萃，爸爸说可以支持她继续读书。爷爷认为女人读书尤其无用，因此姑姑们最终都到小学毕业了事。大姑姑后来做村里的会计一直到出嫁，很多年，从来没有出过一分钱的差错。


我大姐读书的日子跨过了整个文革，可想而知在本身就文化荒芜的村里面她能学到什么。

好日子被三姐和我赶上了。有些时候我就想，总体来说我这一代应该算作幸运，我的大学前老师都非常敬业，他们刚刚经历过文革，知道彼时时光的金贵，他们对教育几乎有宗教般的虔诚。初中教我政治的史有志老师给我们讲共产主义就讲得死心塌地，我们也信得死心塌地。他经常和我们讲的几句话：“说不定将来会发明一个大机器，全世界的人都在这台机器上工作……”——这几乎就是互联网。很多年以后我考上了大学，之后又过了一两年我才摸到了M-340，8086什么的。后来史老师辞职做小买卖去了。

教我数学的崔东田老师是我大学前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他为带我们不知熬过多少夜。不过我说他好是指他课讲得好。我这届毕业之后，崔老师便被安排连续带毕业班。我觉得我很幸运遇到崔老师，崔老师后来也很不幸不得不屈从于学校升学率的压力而只带毕业班。01年去英国之前我和太太专门去拜访他，百感交集。崔老师那时候已经不带毕业班，也不上课了。可想而知，连续十几年的高强度工作对他造成了什么影响。

初中毕业，我学习的黄金日子也就过去。我的高中是一所监狱式学校，整个学校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升学率。我高中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连汉语拼音都不会，很多时候都不建议我们通读课文，只要求我们背他在书上圈出来的。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班语文平均成绩总是全级第一。但他有一点好，他从来不干涉学生的志愿，同学们爱报什么学校就报什么学校【注，我们那时先报志愿后考试，考完之后不能修改志愿】。我三姐没有这么幸运，她大部分同学的志愿都被她的张姓班主任一类改二类，二类改三类，升学率是上去了，但这不知毁了多少人，包括我三姐。

高考给了我们翻身的机会，它也是可诅咒的。


爸爸在村里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瓦匠，收入在同辈中也不算差，但架不住读书的孩子多。爸爸在外挣硬通货，家里的十几亩地便撂给了妈妈一个人。

地里的活儿可真不是什么好活，高考那年之前，我每年有好多天泡在地里。尤其是麦熟一晌，上午看着好像还泛青呢，下午就差不多要往地里掉麦粒了。半天之内就要把麦子从地里拔出来或割倒，然后铡、排队脱粒，排到半夜是常事。有时候我恨不得倒在麦秸垛上睡。这很危险，如果有人睡倒，半夜说不定会被叉麦秸的叉子插两个眼儿。

妈妈经常“哼哼”教导：你要好好学习，否则……。哼，有空我要专门写几段我妈妈。

最累的当然是爸爸、妈妈，即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爸妈也从来没有想过让我们辍学。这是他们最伟大的地方。

他们这一代农民，虽然没有赶上当年支持共产党打天下，但一辈子都贡献给了这个“共和国”。他们种着几乎是负产值的地，每年还要上缴相当可观、最近几年才取消的地税，最后被政府踢到一边自己养老。他们文化不多，说不出多少道道，但他们应该知道，只有儿女们才能承载着他们真切的期望。